西西里岛上的三种语言 徐善伟邂逅地中海 · 第二篇 署名：史途。此次改写已获得徐善伟教授授权。本文为据原著并结合实际查阅材料的AI辅助当代编辑改写。文中的“我”是以历史学家为角色设置的编辑叙述视角，不是徐善伟教授的真实发言、新作、亲历游记或原书逐章照录。 一位母亲去世以后，她的儿子没有只用自己熟悉的文字留下她的名字。 安娜死于1148年。她的儿子格里桑托，是诺曼国王罗杰身边的一位教士。次年，他为母亲设置的纪念，将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以及希伯来字母写成的文字放在同一块石头上。今天保存下来的墓碑，中间是一枚十字，四周的文字朝向不同的读者。同一个死亡，被带进了几套书写习惯和纪年方式。 我想请你从这里进入十二世纪的西西里。我们不知道儿子在石匠面前说了什么，也不能从这块石头复原送葬者的全部身份。但它确实留下了一件事：在一个基督徒纪念母亲的地方，另一种语言没有被简单排除。碑上的十字并没有要求周围所有文字先变成拉丁字母。这是一个具体的家庭选择，也是当时岛上文化关系的入口。 题目说“三种语言”，为什么故事一开始就出现第四种文字？因为历史不肯规规矩矩地住进我们的标题。希腊文、阿拉伯文和拉丁文，是理解诺曼西西里官方与文化生活的三条重要线索；却不是岛上居民的完整名单。犹太社群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希伯来字母还可以用来书写阿拉伯语。语言、文字、宗教与祖先，并不总是一一对应。 这正是我希望你保留的疑问。一个人读什么字，不必然决定他信什么；一个政权使用哪种文书，也不能直接说明它由哪个民族支配。语言有自己的工作：记住土地，安排礼拜，计算年月，保存书籍，让一种权力被另一群人读懂。进入西西里的故事，不能只寻找三群人分别坐在哪张桌子旁，还得看桌上的纸怎样在人与人之间移动。 在诺曼人到来以前，岛上已经积累了漫长的历史。拜占庭统治留下希腊语的教会、文书与文化传统；穆斯林统治又使阿拉伯语进入政治、城市和知识生活。这里不是等待征服者填字的空白羊皮纸。后来者面对的，是已经有人耕作的土地、已经可以征税的财产，以及先于他们存在的记忆。 十一世纪的征服没有在一天之内结束。巴勒莫于1072年被诺曼人攻取，到1091年，征服才完成。徐善伟原著把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变化放在西方重新进入地中海的大背景中。我愿意沿着这个问题继续往里走：胜利以后，征服者如何处理那些不能靠战场命令解决的事情？改变旗帜相对容易，弄清一块田由谁耕种、向谁缴纳义务，却需要读懂另一种社会。 因此，我们不能把征服写成一场温柔的文化访问。权力是在战争中转移的，新主人可以分配土地，决定谁获得庇护。可同样不能把随后的统治写成所有旧制度瞬间消失。军事支配与实际治理之间，有一段需要学习、借用和重新安排的距离。在这段距离里，熟悉旧语言的人，可能成为新权力离不开的助手。 最值得留意的并非一个笼统的“宽容”标签，而是文书里的次序。征服以后，希腊文曾在诺曼政权的行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可以登记讲阿拉伯语的农民，记录有阿拉伯名称的边界，也可以把命令交给懂阿拉伯语的官员。土地上的人、作为界标的地名和纸上的字，已经不属于同一个整齐的分类。 想象一份需要确认地界的文件，应当是一种阅读练习，而不是假装我们偷看过某位书记员的工作日。谁能够识别旧地名？谁可以把居民的证词变成新政权承认的记录？谁读到最后才知道自己仍负有什么义务？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看清翻译在治理中的分量。它不只输送远方的聪明，也安排眼前的人怎样生活。 这种安排还有不平等的一面。被登记的农民未必有权选择登记的方式，掌握笔的人也未必替他们说话。我们看到阿拉伯语居民进入希腊文文书，并不能据此断言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同等位置。文化合作有时很亲密，制度中的上下关系却可以十分清楚。一张多语言的纸，既可能搭桥，也可能帮助权力看清它要管理的人。 1130年，罗杰二世建立西西里王国。巴勒莫成为王权集中展示与运作的重要中心。两年后，阿拉伯文文书重新出现在向西西里受领者签发的王室文件中。这个时间差值得记住：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条从穆斯林时代原封不动延伸下来的线，而是一种经过选择的重新采用。 我不想把这个变化压缩成国王突然爱上某种语言。希腊文已经能够承担许多事务，拉丁文也正在取得位置。阿拉伯文重新进入王室运作，说明新王国正在组织自己的表达和管理方式；其中有借用，也有改造。相同的字母可以出现在不同政权的纸上，它们所服务的机构和政治目的却未必相同。 三种语言也并没有永远保持相等的份额。拉丁文的行政地位后来增强，尤其在罗杰二世去世以后，逐渐挑战并超过希腊文的优势。若把整个诺曼时代画成一张静止的三色旗，就看不到这种移动。文化相遇并不意味着各方都能永久保住原来的位置；一度必需的技能，也可能在制度改变时被推向边缘。 现在，我想从文书转向一本书。今天大英图书馆所藏的一部三语《诗篇》，把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安排成平行文本。同样的宗教作品，给不同语言的阅读留下并列的位置。它让我们看见一个容易被现代分类遮住的事实：阿拉伯文不仅属于伊斯兰知识，也可以承载基督徒的经文。 书页上的并列，并不证明每位读者都能畅通阅读三栏，也不说明不同教会从此没有分歧。我更愿意看它所创造的可能：一段熟悉的话可以旁边放着另一种声音，读者能够对照、辨认，也可能需要别人的帮助。翻译让文字靠近，却没有抹掉学习一门语言的困难。并排的字，不等于彼此已经完全理解。 这里与徐善伟原著所关心的知识流动相接。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进入拉丁世界，不只靠“书在那里”这一条件，还靠有人能读、能判断、愿意重新组织表达。西西里的多语环境，为这种工作提供了人与文本接近的机会。不过，一部宗教抄本不能直接充当所有科学翻译活动的证据。我把它放在故事里，是让你看见阅读本身也可以跨越语言边界。 同一种交错还能走出纸页。巴勒莫王宫内的帕拉蒂纳礼拜堂，将拜占庭传统的马赛克、伊斯兰艺术传统的木构天花等因素，放进诺曼王权的基督教礼拜空间。人们不必先签下一份关于文明交融的宣言，技艺已经进入石头、木头与金色的图像。 可我也不愿让这些美丽的东西替我们提前下结论。装饰被采用，并不等于所有宗教教义得到承认；工匠的技术受到需要，也不等于工匠拥有与国王相同的自由。建筑可以展示一种王权有能力调用不同传统。它既是合作的成果，也是掌握资源的人选择如何呈现自己的地方。 于是，同一个王国里，存在几种不同的相遇。登记地界需要准确，翻译经文涉及信仰，装饰礼拜堂追求视觉上的效果，纪念一位母亲则要把一个人的名字留在时间里。它们并不由同一种动机推动。把这些经验全部叫作“文化融合”，虽然方便，却会失去每一件事自身的重量。 我愿意多停留一会儿，问一个更小的问题：当一种外来的形式被留下，留下的是它的什么？阿拉伯字母可以保存地名，可以赞颂王权，也可以写一位基督徒的纪念；希腊文既连接教会传统，也能为新政府处理土地；拉丁文可以随着统治和教会制度的变化获得更多位置。形式在移动，功能也在改变。 这不是三个完整文明的包裹，互相拆开交换内容。人们选择的是可用的部分，又把它放进新的关系。若只盯着文化的来源，我们容易忽略接收者做了什么；若只赞美接收者的创造，又容易忘记那些技术、语言和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两边都看见，故事才不至于变成一方单独的胜利。 多语言给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设下了一道门槛。只读一种文字，可能把另一些人从历史中遗漏；只保留王室的文件，又容易把国家需要什么当成社会全部的生活。我不能让这里尚未取得的普通人声音冒充已经找到了，也不能为了叙事热闹，为一个无名农民编出完整的申诉。 所以我最终还是回到安娜的墓碑。它比抽象的文明地图小得多，却让我们重新估量那些地图。十字仍然在中间，周围的不同文字没有因此失去自己的形状。儿子将母亲的记忆安排在一块可以被不同读者接近的石头上。我们能读到这个安排，却无法据此知道所有读者曾怎样回应。 西西里岛上的三种语言，因此不是一首人人合唱、永不走调的歌。它是一段关于相遇如何成为生活条件的历史：征服者要治理，教士要阅读，家庭要纪念，工匠要制作；语言与技艺在这些需要之间来往，既被保存，也被改变。权力有时让通道打开，有时又规定谁能够通过。 我希望你离开这个故事时，记住的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黄金时代，而是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别只问某件东西从哪里来，还要问它到了谁手里，做了什么工作，留下了谁的名字，又使谁变得难以看见。在西西里，一块墓碑、一份地界文书和一本三语书，给这几个问题留下了不同的答案。 这块石头也提醒我：留下记录的人，并不能代替所有没有留下记录的人说话。 史料与编辑边界 研究底本：徐善伟《东学西渐与西方文化的复兴》，用户提供DOC稿。实际使用第一章第一节“一、南意大利与西西里的征服”（稿内页码16—17，文件页17—18），以及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语言、文化接触与翻译背景的讨论（本次读取稿内页码55—59，文件页56—60）。原著框架为本篇研究起点；不沿用其部分宏观叙述中“整个地中海为西方控制”等过强概括。本文具体碑铭、抄本与行政变化来自下列补充查阅，不假称均见于底本。 实际查阅：Jeremy Johns, Arabic Administration in Norman Sicily (2002)，第4章“The earliest products of the royal dīwān, 1130–43”的出版方公开摘要，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0386.008 。本次未取得该章全文；仅使用摘要明确讨论的希腊文行政、1132年阿拉伯文恢复与拉丁文地位变化。Museum With No Frontiers，Rita Bernini编目“Inscription in four languages”，https://islamicart.museumwnf.org/database_item.php?id=object;ISL;it;Mus01_C;34;en 。该目录以“四种语言”描述墓碑；希伯来字母栏为犹太阿拉伯语的辨识参照研究项目Coproduced Religions案例，https://coproduced-religions.org/resources/case-studies/translating-adapting-co-producing-annas-quadrilingual-tombstone-in-norman-palermo 。British Library，Harley MS 5786目录，https://searcharchives.bl.uk/catalog/040-001780422 ，仅使用公开目录可确认的三种平行文本，不声称逐叶校勘。UNESCO，Arab-Norman Palermo and the Cathedral Churches of Cefalú and Monreale，https://whc.unesco.org/en/list/1487/ ，用于建筑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 史实与改写：安娜死于1148年，纪念碑形成于1149年，两个年份不混同；不逐一重算碑上各历法日期。墓碑围绕母亲的纪念是真实遗存，未虚构儿子的谈话、送葬队伍或内心。关于文书需要回答的问题、文化形式改变功能的分析和结尾的回扣，是史途的编辑解释。“我”并不自称到过中世纪现场，也不代表教授实际说过这些话。三语指主要书写传统，不表示岛上只有三个社群，不证明人人会说三种语言。文化共存不等于宗教平等，技术借用不等于教义一致。原著改写已获徐善伟教授授权；没有声称教授逐篇审定后续研究观点。两语均由史途以AI辅助原创编辑，不逐章照录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