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说起算卦，我家两代教授都给我算过，和中国社科院有关的第一卦

大概在我升初中三年级的时候，那年暑假，从来没听说会算命的外公，突然给大家算起命来。

这位赖老教授平时不言不语，我能正常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书房里几个小书架，搁着他的看家本领《佩文韵府》、《册府元龟》之类，我只知道他在大学里教过诗词格律，不过，我猜他还教过音韵或者训诂。

这一代人，原来在江西师大的红场烈日暴晒之下罚过跪，亲眼目睹过同跪师友一个个倒下。更早时，他的资本家岳父和自己大哥被瓷都人民正法，各自给人民群众留下一条街。外公算历尽劫难、苟延残喘，性格更加谨慎。

那天突然来了兴致，他给大家一个一个算起命来。我凑了个热闹，他怎么算的？神秘主义的东西要是能说清楚，就不神秘了。当然，事实上是我看不懂，不能理解也就无从记叙了。总之，得了个结果，我以后要进翰林院。

1980年代，哪儿来的翰林院啊？！这是御用封建至极的东西啊！那年，我们家才从萍乡搬到南昌，父亲因为弃写诗而写论文，从萍乡文联回归母校中文系教书，就住外婆家楼上。那天，父亲也在场，想了想，“那翰林院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吧。” 这年夏天，我马上要升初三，刚刚在全班72人里拿了第71名，还没有任何迹象能考上高中。从师大南区去往师大校园的人行道上，有个大叔修自行车的，母亲给他打过招呼，允许我没事去看看修车，好学门手艺未来可以养活自己。我去了几个周日的下午，他只让我看，不让我动手，后来我也就不去了，还是去八一公园集邮市场买卖邮票更有意思。那时放学后的任何时间，父母不会管你做些什么？去了哪里？他们都有自己的革命工作要努力，父亲更是时时以普希金的早逝提醒自己珍惜“青春”，梦想弥补自己曾经失去的10年。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中国社科院这个单位。

我从初一就喜欢历史，曾经梦想过长大去挖秦始皇陵。虽然我学习不算好，各门课里历史科颇强，总评53分尚未及格，但我也查过了，北大有个考古系，要求考生必须有足弓，平板脚不能报考。我常常抚摸一下自己正常的足弓，立志要读考古学。 我并不知道中国社科院有个考古所，更不知道我那萍乡老乡唐际根（蹭下他的流量）那年刚从北大考古学毕业开始了采墓作业。我只把母亲的学生刘卫国当榜样，他也是我父亲指导过的诗歌青年，后来考上北大中文系，临行前买了一支四角七分的双色圆珠笔送给我，鼓励我未来也读北大。我曾在萍乡火车站的站台上，目睹他登上147次列车奔赴北京，开始他的人生流浪，那是1979年。

生于萍乡，我的公公是个土矿师。据说，解放前，他钻进煤矿巷道里，一眼就能看出什么地方的支撑树木要几尺几寸，我婆婆常常自豪的告诉我这些，可见这个技术带来了颇能养家糊口的薪水，丝毫不能体会每每瓦斯爆炸死难者丧仪上家属哭天喊地的伤心。

在我出生8年前，公公60岁出头死于肺矽病，这对千千万万以挖洞为生的人常见。我也正儿八经想过，以后我去挖洞，遇到那条水银河该如何是好？听说水银还有毒雾挥发，是不是要戴个口罩？

辛辛苦苦三四年，我终于要高考了。1990年，我在江西师大附中理科生不愿去的文科班，终于能够排上第八名，但并不能保证考上本科。

北大是没希望了，重点大学第一志愿那一栏也不能空着呀，于是填了山东大学考古专业。

高考结束，我估分470。这时，陈教授出现了，他说，你六门课，每门减一分，最后464分。我从来不信他，尤其他还说得那么斩钉截铁。如果真只有470分，我感觉只能读大专了。

1990年的高考卷很奇特，那年北大复旦的录取分降到重点线，在江西文科便是470分。后来才知道，这两所学校特地为新生提供了一年免费军训服务，作为两校头一年表现的回报，所以他们的本科和当年的医学院学生平等了，5年，算是帮助两校学生提升心理健康。结果，好多家长不领情，都率领学生奔向人大、上交大、武汉、南京这类名校。我要是470，还来得及改去没人去的北大。但是，全国学生都估错了分，除了我父亲。我考了464分，他说那是因为知子莫若父，这意思感觉就是知道我向来浮夸。在我和姐姐们的追问之下，他说，他帮我算过。那年，他正在写《周易与中国文学》那本书，书桌上常常摆了算卦的竹签。

最终，我不但没机会享受北大的军事心理疗法，还被避嫌不能参加当年江西师大招生录取工作的母亲，私自指导同事，直接把档案搁进了江西师大提前批历史系的口袋里。这样，江西师大成了我们三代八人的母校，感情上几乎家校合一了。 好吧，读历史也不差，怎么也算是个本科。我去二手书店买了一本建国三十年考古文献集，16开本，棕色封面，600多页吧。我一年级就照着书上器物、墓葬描图。师大的历史课也不好听，可巧，南京大学考古专业有位硕士毕业分到我系，一年级下学期开设了“考古学通论”。考古王老师，我应该没记错，他文文静静的，说出来一句愤世嫉俗的话：“我们国家的考古学还落后，很个出土文物、墓葬都要用西方理论解释。”

我真没听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考古学还要理论么？不过我相信他不会故意诋毁自己的学科，如果不是自己不争气的话。既然要用西方理论解释，那我何不学西方理论？

于是，我心里转了专业，准备改弦更张，学西方理论，从地洞转向脑洞。查了一下，只有西方史学史靠近点。

这学年结束，我暑假去了北京。经过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读者服务部，买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一摞汉译名著，继续往前走100米，看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牌子，颇有感触，想想，就和考古学告别吧。

昂首再往前走几步是翠花胡同，经过悦来宾馆，一拐弯就是民盟中央小院。我外公的侄子、我的表舅就住那儿，他是人大档案系教授，虽然父亲被害，他还是一生兢兢业业为对方整理了1921-1949年几大箱上海秘制地下档案，编辑着《档案学通讯》。舅母则是人大档案学创系元老，他们是我仅知的和历史学算有点关系的亲戚。

考古所临王府井大街，它其实夹在翠花胡同和东厂胡同之间，而我舅舅家处在这个长方形的第四条边上，我真不知道，未来我的一段命运就会被锁在了这个长方形里——黎元洪旧宅，东厂胡同一号。

就是这家现代翰林院，第一次，我没敲门，还没资格敲门；三年后，第二次，门没敲开；五年后，第三次，门开了；再三年后，摔门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