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闯入哲学门，在学术沙漠里畅饮甘泉。人生之幸，天赐良师。

1994年，我的同班同学考上研究生的，多数都录取到了北大、复旦、厦大、华师大、中山等名校，我这个率先引领一批同学考研的先行者，落榜了。心中很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我的政治还有50分，不是49分。当年，教育部研究生招生下发了一条信息，为了支援边远八省区的研究生教育，这八省区可将各档录取线降低5分。我没有想过再考一年，人生宝贵，读书在哪儿读不是读呢，何况大学四年我多半时间也在自学。

在那个通讯不便的时候，要向边远八省区联系录取调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的紧张、激烈以及“漫长的等待”，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后来只知道，正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二年级的二姐陈卫，托了一位政治系的江西老乡乐和平，将我的成绩口头报给了政治系办公室。由于我的考试科目里有一门是历史哲学，在广西，我也就有了申请哲学专业调剂生的资格。

几天后，我同时收到了广西师大政治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的面试通知。我跑去八一广场边上的南昌电信局，在那个小小的格子间里，打通了于沛老师的电话。那时的我，一直被于老师的话激励着，希望未来继续从事史学理论研究。为此，我也想征求一下于老师的建议，是该读哲学呢？还是该读南亚史。于老师建议我不妨读个哲学。

就这样，我从南昌坐车到27公里外的向塘，登上上海前往昆明的80次列车，踏上了求学之路。中途，我还要在株州转车。列车经停衡阳时正是半夜，昏暗的灯光，列车员踩过层层叠叠的人群，不断提醒大家“请关闭车窗，防止小偷！”

和中国社科院名额稀缺不同，广西自治区那时候属于教育部扶持少边穷地区，名额充沛。有意思的是，在政治系的哲学专业，其硕士点只有一个，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获批的。为了满足全系各个教研室招收研究生的需要，这颗马哲的羊头，下面摆上了四、五个狗肉摊子。例如马克思主义原理、西方哲学、政治哲学（政治学）、经济哲学（经济学）、心理哲学等等。每个摊子又可以招4-6名学生。

我申请的方向是西方哲学，导师杨祯钦教授。

桂林靖江王城，早先是广西省政府所在地。后来省改自治区后，省城改首府迁去南宁，靖江王城便成了广西师范大学校区。黄墙黑瓦，两层的木结构楼房，宽大气派，左右对称排在大门内，一栋一栋延伸到独秀峰下。王城的城墙还在，进门的口令是校长名字，回答不上来，你就老老实实靠边买票入内。

我的复试两门，英译和面试，出奇的顺利。事后得知，杨老师看过我的初试成绩后，就已经有意向要将我收下来，复试只是确认一下资质。原本北京失利导致的心理阴霾，到了山清水秀的桂林，吃上几碗汤粉炒粉，已经心情大好。

既然要来读书，也不着急游山玩水，急匆匆赶回南昌，立即就开始了人生下一阶段。

记得从1994年5月提交了毕业论文到9月入学广西师范大学这几个月里，我一直抱着安徽大学钱广华的《外国哲学史》在啃。这算是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哲学史。另外，要学西方哲学，总该读读英文作品。在江西师大图书馆，我无意中找到了美国哲学家阿德勒的英文原版传记，谈到他和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共同编辑“伟大著作/人文经典”丛书的故事。现在想想，读哲学家传记，真不失进入哲学的一个门道。尽管我读过那100本人文经典中的几本，可理解还是停留在纸面上，在读过这本传记后，人文思想的魅力开始在我眼前呈现，我看到了人文的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价值，感受到文中体现的人们对于人文思想的普遍需求。之后，我找了大量的思想家传记来读，其中就包括《弗洛伊德传》。

9月，我入学广西师大，学校主体系科早几年已经搬到新校区，我二姐所在的中文系就在那边，但政治系、历史系、教育系、艺术系等几个文科系仍然留在古朴素雅的王城内。那年广西师大区外生源爆棚，以至王城内那座走道永远湿漉漉的二层筒子楼已经安置不下我们，我们有8名来自湖南、江西、河北的研究生被安顿在招待所两个宽敞的大间内，住进了原省政府的办公楼城里。

在这座王城内的生活给我留下的记忆，现在成了我脑海中的理想国，自由甚至放肆，横冲直撞、挑战边界。只因为我的导师了解，我在这儿只是个过客，他作为导师便是尽其所为，为我铺路。一开始，他就有了一个针对我的培养方案。

遇到杨老师，是我人生最幸运的时刻。用一句通俗一点的话，我被他罩着了。尽管我从小就面对家里那位学术“权威”，内心从不服气；本科时又拿本校任课老师暗自和父亲各方面相比，也没人能够收服我，但我却瞬间被杨老师的仁慈收服了。

杨老师在当时诸多政治系教授中，资格最老、学术最强、说话最轻、威严最重。可我见他对学生总是微微笑着，从我面试，到我毕业。

没有哪位马哲的教授敢挑战杨老师在马哲方面的权威，但他那时并不教马哲。杨老师主攻分析哲学。

那时，马哲专业学生可以免修政治、马哲类公共课，理由是这些学生已经有好多门马哲类专业课。到了系里，杨老师直接给系办“下了”一个通知，西方哲学方向的学生，除了必修专业课马哲原理，其他马哲课程，一律不修，要修，也得由他亲自上课。他一言九鼎。这意味着，除了那门马哲原理，我的所有其他课都被杨老师包办了。

杨老师作为哲学家，他不研究史学理论，但他知道真正研究史学理论，应该准备些什么。他不允许我把时间过度浪费在一些老师的课堂上。杨老师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总是拖着一点尾音叫住我“小陈啊--……”然后就点破了你该读点什么，该注意什么问题，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权威是怎么确立的，该如何破解它，令人心服口服。杨老师时常在讨论课上说：“小陈以后是要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

杨老师除了开他的专长课程西方哲学史、分析哲学，还特意为我开了价值哲学、解释学等课程，同时要求我读英文文献，并尝试做翻译工作。这些体验和收获，以至于后来我带史学理论硕士或博士生时，我通常会要求学生自学分析哲学，同时做翻译训练。翻译的过程不仅可以学习原作者的逻辑推导与精妙的文字表达，还能够通过自己常常会犯的错误，帮助我们识别其他中译本存在的错讹之处，训练自己学术的严谨性。这些被我视为研究史学理论的秘诀，它承自杨老师。

在广西师大政治系资料室，杨老师订了一份英文杂志，是由维特根斯坦学会创办的《哲学研究》，刊名用了维特根斯坦那本经典作品的名字。读过一些过刊后，感觉其中每期都在讨论自由意志，我硬着头皮读，看似读得津津有味，其实一知半解，可能唯一留下印象的是，“自由意志”的问题极为重要。

杨老师80年代公派到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哲学系做过一年访问学者，这在广西这个经济与学术相对贫瘠的地区是非常稀有的。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在那个年代，国内还很少有人介入研究。除了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有几位教授涉猎分析哲学，北京以南，恐怕就只有武汉大学一位哲学教授，以及我的导师了。

分析哲学的学术训练非常枯燥，可是在杨老师的讲述中，尤其放在从早期到晚期的分析哲学史中，在问题的推进下，它显示出来的一浪超过一浪的学术魅力深深吸引了我，此外，它还呈现给我一种心无旁骛、纯粹的学术生态，令人向往。

如果再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结合在一起，这种见识上的拓展，对于我从本科备考中了解到的史学理论或者史学概论，简直就是一场降维打击。我和正在研究德里达的师兄江风扬，千万百计找来了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实在找不到下卷）英译复印本学习。他阅读的一些德里达著作，也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史也很有助益。

我们两届六个师兄弟，常常蹬着自行车，从王城出发，一路在桂林山水间绕行，直到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杨老师的家中，一起请教、讨论。

桂林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清晨，转眼看过独秀峰的青翠，到王城门口来一碗卤粉；中午，住招待所的八个男生，端着饭盆齐刷站在门口，看看住王城右边的本科生经此地来回食堂，直到一些女生被某些已婚同学无礼的眼光和点评逼得绕道，大家哈哈坏笑，全然不顾“师道尊严”（那时，广西师大的本科生都称研究生为“老师”）；晚上，读过书后，到城墙根的夜市来碗炒粉；深夜，可以遥望独秀峰顶的孤灯，激励雄心、谋划前程。

杨老师的每门课，我都要交一篇课程论文。西方哲学史、分析哲学、解释学都是如此。往往，学期一开始，我就已经在写期末论文了。读书的速度毕竟比课程推进的速度要快，更不用说，所读的内容是我感兴趣的。这样，在杨老师课堂上，讨论也能迅速进入状态。到学期末，课程作业交上，没几天，杨老师就会蹬着自行车来我们宿舍，指点我的论文修改，这一点让我的舍友看得眼馋。

入学一年半左右，我已经完成并投稿了5篇课程论文，几个月后，它们相继发表，其中三篇被199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与哲学史》连续3期转载，这对于才入哲学门不到两年的我，自然是欣喜异常。记得我在读高中、本科时，每次父亲的文章被转载，他都颇为得意。自从本科发表过论文后，我就开始琢磨，哪年我才能有文章也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呢？没想到，只是2年后，1996年，一切来得太快、太密。这种超出我期望的结果，令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可如今回想，我只能再次说，那是时代的馈赠，而这个时代的形成，是以之前数十年两代学者的悲惨命运换来的。

人大复印资料，可能有不少人不觉得有多好，就像我后来有一段时间也不觉得多稀罕。但在第一次被转载时，我的喜悦其实衬托出的是一种越来越强的和父亲较劲的心理。父亲这个标杆太高，从望不到，到够不着，到挨着边，下一步呢？争取上一所名校，这是父亲年轻时想往而不得，并深感遗憾的。

在家的时候，父亲时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偶尔回来时会说起学术会议上的见闻。同样参加会议，名校的教授和江西师大的教授，不管你水平如何，如果举办方请教授讲座的话，通常只会请名校教授。父亲自视在同龄人中水平不差，常常为此感觉遗憾。他自己没能上名校，却和许多名校的教授有学术交流，彼此尊重。但他身处学术圈的外围，他的感悟我很早就能理解，到后来我去往过中心后，更知道这个圈子的等级有多么“实在”而可笑。

我父亲的硕士生饶龙隼，在硕士二年级便提前攻博，考上了南开大学罗宗强先生的博士生。他的勤奋，在很长时间中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到桂林后，尽管过得很开心，但也知道迟早是要离开这儿的，如果可能，晚走不如早走，我也想提前攻博，为此一年级就开始了解博士招生信息。

我联系过首都师大的宁可老师、华东师大的陈崇武老师、中山大学的陈春生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韩震老师，还关心过全国西方哲学屈指可数几位博导的招生信息，他们有的在1996年不招生，有的还只是副教授，暂未获得招生资格。那时的博士点、博导资格需要国务院审批，可以说，全国没有一家可以招收西方史学理论专业博士生的学校。

眼见提前攻博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我手里拿着二年级上学期就写好的硕士论文，做好准备再读一年硕士。恰在这时，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告诉我，复旦大学的张广智教授到江西师大讲学，向历史系詹义康教授问起了我的近况。

原来张老师未见我报考复旦硕士，碰巧江西师大世界史请他去讲学，他问及我的情况，同时告知詹义康老师，复旦西方史学史可以招收博士生了，如果我愿意报考，他会鼓励我继上复旦的缘份。

之前我联系全国各地的老师，唯独没有联系张老师，也是因为我觉得头一年没有报考复旦，再联系就难为情了。得知张老师的信息后，一切就明朗了。我联系张老师告知近况，张老师很满意，他建议我三年级正常毕业时报考，因为1996年已经有一位山东某师范院校的老师准备报考。可我哪里等得及？

那时候，考博士最能挂人的是外语。那些已经在高校教书多年的考生，多半外语难过分数线。我心想，他要是没过线，那我不就错过了一年时间么？这一点我就不管了，自己坚持报名再说。

对于报名，我有两个门槛要跨过。一是我以广西师大硕士二年级的身份报名，复旦会同意吗？二是广西师大会允许我报名吗？在弄清楚这些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杨老师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做什么，杨老师都会支持我。

我通过复旦研究生院了解到，他们的原则是，同等学历有工作时间要求，对于应届生或者提前攻博学生，假如录取了，只要你能够在入学前拿到硕士学位和毕业证，提交给复旦，就能给你发录取通知书。

广西师大这边也有自己的政策。我们这些外省调剂过来的学生，因为享受了国家线降分录取的政策，事实上相当于卖身给了广西。毕业后，如果你要离开广西参加工作，需要交一大笔钱，唯独你若是考上博士，一切皆免。广西师大研究生处对于我报考的意见是，只要你考上，又能够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就允许你拿学位毕业。

如此，这个路线图就理顺了。一切如我所料，山东那位老师考生被英语卡住，我上线了。同时，抄着我的路线图的好朋友余章宝也上线了，他考上了复旦哲学系余源培老师的博士。我兴冲冲地拿出早就写好的硕士论文要申请答辩，章宝却一个字都没写过，感情他是打算先试一年，没想过自己能顺利考上。我们俩约好全速推进，他的导师王祥俊教授提供了自家电脑，章宝手写，我帮他电脑输入，两周内，他的论文完成了。我俩都提交了答辩申请，论文送到政治系5位教授手中。

几天后，传来消息，我的论文初审没通过，五位教授中有四位否决了我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