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同一个国度，同一个时代，小地方和大城市的精神状况，就像布罗代尔说到的法兰西的多样性，我们的身边有着无数个平行世界。

五位教授，四票否决，只有王祥俊教授一票赞同，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太多恐慌。尽管我知道如果论文不能答辩，便拿不到学位，自然也换不来复旦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我比较笃定自己最终能够过关，至少90%以上概率，退一步而言，就算那10%最终变成了100%，我也有了心理准备。一来，这是基于对那四位教授人品皆善良的了解。我和他们学术观点相悖，但我的学术态度与研究本身并不算差，最终我能够基于人情与复旦预录取的加持，顺利过关；二来，我在这一年，我刚刚在内心层面度过了深入哲学带来的“存在性意义危机”，万事颇有看淡的心志。既然做什么都没意义，不如找点自己，以及自己认为的社会或觉得有点意义的事做；既然不愿闲着，要做就积极一点、认真地去做，不问后果，就算不过，做点别的也一样。事实上，我没考上中国社科院，在桂林不是也遇上杨老师、学了哲学，有了最大的收获么？这是哲学带给我的反思，让我过早的看透那些身外之事，心理上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当然这个主心骨更是反骨，后来被老师们评价便是：陈新自己的主意大。

回过头说起在桂林的精神生活，有两本书值得一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一套小白皮，其中一本是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的《敬畏生命》，我在南昌买到后，带去了桂林。另外，我从政治系二楼资料室里翻出来一套1962年开始陆续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里面有不少当年为了批判而翻译的西方反动思想“证据”，但仅以内部资料交流的方式发行，杜威的《确定性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赫然出现在其中第9辑，1965年出版。1960后出生的学者，多数不知道这套书的存在。近40年之后，2004年，这本书的中文版才正式发行，我记得当时童世骏教授翻译了一篇哈贝马斯对于《确定性的寻求》的评论，哈贝马斯将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与维特根斯坦早年的《逻辑哲学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列。当时我读过这个书评，会心一笑，我运气好也识货，这本书已经让我受益多年。

这两部作品一直成为我后来学术研究的信仰基石：伦理与行动。过程很重要，可这个过程你努力过，结果并不见得一定能得到。可我们不能为了这个预期的结果，就不择手段损毁了过程的正当性，这不是生命的意义。生命本身没有多少意义，人的存在性就是这个过程本身。这种存在性的思考，其过程的确是可怕的，尤其是自己如果只沉浸在文本之中，而没有社会生活的心理支撑，它就会直接关系到你对生与死的决择。我身边有父母的爱，有杨老师对我的关心，还有小时候一直打架吵架的二姐，每周会从新校区为我送来水果，我安然度过了这一关。但对这一关的战战兢兢，一直令我想阻止孩子学哲学，可哲学思考的魅力/魔力，又在我对下一代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期望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如今，我不知道我现在那个正在大学主修哲学的孩子会如何遭遇这一关，会如何选择。不过我把这两本书早早就推荐给了他。

这一段顺势的插播，是我现在对当时心境的一种回忆，或许因为我现在的处境不错，它已经被美化过了，成了一个趣事。但回忆当时那种淡定，有胆大，也有心细；有行动的计划和策略，也有对教授们人情世故的把握。我在那个时候开始自信起来，也更觉得自己有了随遇而安的心态后，也就能够把握自己的未来，没人能够击败自己了。和初中的我相比，这时，我已经脱胎换骨。

杨老师对我的关心，可谓时时刻刻。初审被否的消息出来没两个小时，他已经蹬着自行车来到我的宿舍安慰我。他先将四位教授的否诀定了个性，让我不用担心，他会约初审教授们谈话。

说起来，我在1994年入学时，为什么杨老师不愿让别的教授给我上课，他实在是知道，广西这个地方观念太落后了，多数的哲学、政治学教授怀着真诚的愿望信奉教条主义。老师们对学生也都充满了爱心，善良至极，而且他们也真心希望下一代好好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学过的那些课，写过的那些论文，都不是指向唯物主义，而被认为是彻底的唯心论。解释学里谈理解，那可不止是一般的唯心主义，还有一种强调直觉的神秘主义在其中；分析哲学谈语言，那世间的存在，没有语言何以存在？我的论题《历史与人：一种新历史观的纲要》，带着一切现在的哲学民科具有的风格，动辄就想重建历史学秩序，唯一不同的是，我知道要引证，要逻辑推导。但这也架不住我的雄心要去撞击意识形态那堵墙。只是我判断，在这个具体的环境中，构建起这堵墙的教授们，精神世界满怀崇高、心比金坚，现实世界却充满温情、苦口婆心。

四位教授不想让我毕业，是怀着救人于水火之心，以免我未来在外遭受他们曾经经受过的摧残；杨老师约齐他们开会辩论，是心怀天下大势，誓要救我于危难之中。现在回看，如果在2010年以前，我会认为只有杨老师是对的；之后，我就有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他们双方都是对的。五位教授加上杨老师，都是一片善意为我好。他们的不同，是源自他们在那个时刻，以各自的学识来判断未来的进程时出现了差异。大家都依据自己经验过的历史，不愿意曾经有过的创伤在未来复现，伤害自己关心的学生，更何况没几年前，那伤口还被划开过，令教授们更难忘怀。说得大一些，他们是在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表现在了我这么个小人物的命运是否可以去向上海这个小问题上。

四位教授最终被杨老师说服了，这是我根据这些老师过往的学术表现与他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我能够预判的；另外，我想，很重要的还有一点，也是因为其中吴教授的弟子余章宝将与我同行，前往复旦求学。他们认为有一个自己信任的得意门生，未来可以像兄长一样时时提醒我，这就释缓了他们由对我的关爱之心而产生的焦虑，最终可在心理上获得一些慰籍。事实证明，余章宝根本没办法在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上帮助我，他到了复旦之后，复旦哲学系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研究正横扫教条主义。俞吾金、吴晓明一辈年轻时在80年代学术会上掀起的波澜，到9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而我和章宝后来一起切磋福柯的时候，更多的是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方面，两人讨论得不亦乐乎，完全越出了桂林马克思主义教授们的视域。

就这样，一个月后，在桂林火车站的站台上，杨老师将我送走了。在缓缓开动的列车上，我流着泪，我从来没有对一位老师有那么深的情感，他在我心中代表着学术的神圣与纯洁，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人格上，以至我现在每次想起他，都会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

几周前，我因复旦历史学百年华诞，事先读到上海师大副校长陈恒教授代表系友的致辞，触发了我一些回忆，写下了在复旦学生时代的一点回忆，发在了这个帐号上，有兴趣的读者可翻出来读。

复旦历史系向来是八卦的温床，百年之中我们能够了解和亲身经历的，就算少之又少，也能够轻松写出三五十万字。我后来遵照朱维铮先生在全系大会上的教导，为了了解自己的处境，了解了身边每一位同事，读遍了他们的论文，权当是为数十个小小传记准备了史学素材。这是历史学可怕之处，不要滥用历史的警示一直悬在头上，但这把利剑会否落下，其实是和你个人对于“善”与“恶”的理解有关的。我这个主题更多是“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以关于复旦及历史系这个小小的“巨系统”，就先搁置了。

张广智老师常常对我们学生说，塔西佗写名人传，是要让历史成为惩罚暴君的鞭子。我在复旦读博的三年，最恰当的词，应该是“顺风顺水”。期间我要感激的，当然还是我的导师张广智教授。他不计前嫌，算是将我找回了复旦。读博期间，他对我非常信任，曾让我代课西方史学史，也让我参与他花费数十年积累而计划写作的《西方史学史》，甚至在我毕业时，希望我留校接班。只是因为复旦历史系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放弃了这个选择，令张老师颇为失望，而同这个选择的时机并行发展有两年之久的另一个选择，却是直接和中国社科院相关。我的命运不得不再次搭上这趟“翰林院”的列车。

1986年外公的那一卦，果真是命运的昭示。